1951年暑假，我借了三石谷钱，和一个同伴闯进了长沙。我们本想报考铁路上的车务练习生，可是排队报名，连脚都插不进去。考革命大学吧，也只收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了。简易师范毕业的我，到市教育局想谋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却吃了闭门羹。无奈，为了生计，到青年会我登记了炊事员差使。正在这时，湘江文工团招聘，我考上了创作组；第一师范也发榜了，我也被录取。我作过小学教导主任，临走时，把论文比赛获得的有关教学的奖品都送给朋友了，表示将与教师决绝。同伴们劝说我到一师，我很犹豫。
我知道第一师范的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进了第一师范，完全是出于崇敬毛主席的质朴清淳心理和“走毛主席的路”的天真幼稚的认识。
还没有过完暑假，我就到了岳麓山左家垅，请求入校。因为我那三石谷钱早已花光，既没有钱吃饭，更没有钱露宿。那时好在是炎暑盛夏，有时露宿街头，也能敷衍过去。记得有一次几个同伴睡在一家旅舍走廊的木板上，私营老板赶不走我们，告到派出所，民警来了，说几个 小青年睡在你的走廊上，并不碍你的事，算了吧！
感谢值班老师，他听完我的诉说，破例收留了我。所以那一届的学生我是第一个入校的。
在一师，我作过班长，学生会秘书长，参加过省（市）学生代表大会，听过程潜、王首道的报告。校长周世钊把他的老师徐特立请到学校作过演讲，记得老人家的第一句话说“我没有学过教育学”，谦虚坦诚，一下就引人入胜，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记忆。
还在一年级时，我就在《湖南文艺》发表了一首叙事诗，在《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杂文，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由此我获得了语文老师唐霁的鼓励。唐老师还把他发表的剪报给我阅读。好景不长，后来我患肺结核病休学半年，脱离了那个班级。令人难忘的是学校关怀患病同学，免费供应豆浆；我在家里，每月给我十五元营养费。记得当时的总务主任姓杨，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具有仁爱怜悯之心。
在一师读书，我的各科成绩大致都还可以，没有偏废。数学是刘国龙老师教，他是汉寿人，一口汉寿腔。一次我考得不很理想，许下保证，期末拿个满分，结果仍有失误。不记得为什么这件小事让周世钊校长知道了，说我的保证并不能兑现，数学就没有考好。后来我当了老师，心想大概是老师在教学总结中说到了这件事吧！
几门功课中我的化学学得最好，日后的工作虽然没有用上，但我由此认定“严师出高徒”的真理。
我听过很多有关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的故事，潜移默化，对我日后的不幸遭遇很有启发和激励作用。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校长周世钊说：“毛主席说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一点学问都是第一师范给他的。”
1955年元月我在111班毕业。班主任陈代玮老师问我愿意到民族地区去不。那时的青年单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对陈老师的回答就是服从分配。意想不到的是竟要我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一晃已是四十五年了。
一同来的中师毕业生27个。宣布工作安排时，只有我一个担任预科中学语文教学，同学们惊异，我也不知道学校在我的档案里说了什么好话。可是很快就遇了反胡风斗争，《光明日报》有整版篇幅发表了“胡风分子”彭燕郊的材料。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李守宪告诉我，说我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揭发我和彭燕郊有往来。彭燕郊当时是湖南大学教授，曾经到一师来作过报告，我随高班同学常修颖、黎焕华拜谒过彭燕郊，也要了他编纂的《当代诗选》的油印本。——交往仅此而已。很快运动转入了肃反。由于我在一师时和李元洛、陈连开、彭达兼曾想搞个文学小组，仅只是心愿而已，并没有搞什么活动。审查是背靠背的。我从要我重新填写干部登记表一事，估计到一师作过调查。即使将登记表磨破了，也没有发现点滴污垢。据说也到我的故乡去调查过，我祖宗三代都是一贫如洗的农民，老实巴交，绝无劣迹。
审查完后，很快提拔我当了预科语文教研组长，同事中多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由于工作需要，又要我担任了新近招进的中级师范班和初级师范班的语文教学法教学。1956年暑假，我作为湖北省的代表，参加了教育部主持召开的全国语文教学会议。在这里我遇见了赵家寰老师和柳荣煦老师。
这年大学扩大招生，同来的27个人中大部分要去报考。我也要去，院长亲自跟我谈话挽留，说已决定调我到中文系教文章选讲；说他不管学历，只重实际；说他自己也只有高中毕业，还不也当了大学院长！说我身体不好，当学生要过段苦日子。就这样，我听信了许诺。这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招收函授学生，为了学历，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同事一道参加了。不久，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找我谈话，说原准备下个学期就要我到中文系的，因预科教研组的头没有恰当的人选，故而你还得呆一个学期。当时我从一师毕业才一年多一点，对于组织的安排只有听命。
学院把我留下以后，很快给解决家属问题；又派我作为学院的代表，到湘西参加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备受礼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时不时写点小文章，信笔涂鸦，语言文字、诗歌杂文都写，没有固定的专业方向。1957年3月我写了一组散文诗《碎片集》，发表在5月31日《中南民院报》。我记得第一首《碎片》是：“碎片其所以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任漠视与践踏，在于它离开了可贵的集体；一片木屑和一根栋梁，一粒泥沙和一块砖头的区别就在这里。”——就这么几句即兴抒情之作，被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糊涂蛋上纲上线，说我是号召地主反革命组织起来向党进攻。文章有六节，格调相似，所谓批判都一样荒谬绝伦。那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使浑身是口，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一位党委副书记说：“我们是工农干部，听他们说吓死人。”就这样，以“问题不严重”作结论将我打成“右派”，我只得签字“请求保留意见”。这之前我听信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党委书记李守宪后来跟我谈及时说我当时没有找得他说明澄清得。
我一直不服，耿耿于怀，1971年秋，一般认为是搞极左的军宣队进驻学院却给我摘了帽子，随即下放湖北洪湖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羡慕作个教师。一个小学老师病了，请我代课。我教得很起劲，学生也很欢迎我，可是好景不长，那个老师病愈返岗，我只好怏怏告退。
算是好不容易盼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我也平反昭雪。当时学院并入华中师范学院，我被安排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主持人问我搞行政呢还是搞资料或搞后勤，意思就是我只能在这三项中选择。也是，当时搞资料的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一位老先生。可我很冒失，说搞搞编写试试。主持人还开明，就让我试。一试可得。记得在一师时语文老师王前把他的一套线装书《说文解字》搬到了课堂，对我们作了介绍，给了我一些感性认识。在编纂之余，我写了一些辞书学语言学论文，很快被上海《辞书研究》聘为特约撰稿人，有的文章被收入《疑难字词辨析集））、《汉字的源和流》、《汉语大字典论文集》。这个行业我算是入了门。
曾有倒拿学历或资历证书一说。说起来我就是一个。八十年代初我因发表了那么多论文，很快被评为讲师。说容易吗，同时申请的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却没有通过。当时我的档案只是第一师范毕业。我在华中师院只读了年把函授，因冤案即被开除学籍。我获得讲师职称后，教育部来了文件，华师给我这个已是五十岁的老头补发了一张专科毕业文凭。文凭是学历证书，但实际上我只是第一师范毕业。
回到中南民族学院，虽然早在1956年院领导即已安排我到中文系任教，可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有个自己写出什么“某某土崩瓦解、苟延残喘”的不通文句的人，虽然我是名牌大学评定的讲师，却还妄图将我排挤。无奈，组织安排我搞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以避免矛盾。搞古代民族文学，不但要有古汉语造诣，古典文学根底，还必须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民族学的涵养。俗语说人过五十不学艺，这时我已五十挂零了，而且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当时差不多是个空白。因此有朋友说这明明是让你去钻烟囱，即使钻出来了，你也是黑包公，更何况难得钻出来；说他们是想把我养起来算了啊！可是我这个人凭着在第一师范所受到的熏陶，敢于迎战困难，克敌制胜。上马伊始，我的头一篇古代民族文学的万字论文就在国家一级刊物发表，紧接着我参加了这个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另一论文通过评审邀请我到新疆赴会。我在参编一本少教民族文学史、担任两门课程的教学之余，一年连续发表十多万字的论文，几年间出了三本论著。我即使转行，《辞书研究》的聘约一直不曾间断，所以我还必须挤出时间完成任务，对付这一条促使发生重大转机的战线。我在这方面的论文有家出版社原拟以《辞书论评集》作书名出版，考虑到经济效益，我也愿意任那些文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付之灰飞烟灭。
根据党的政策，我当然逐步升到教授的职位，这本没有什么，但是，以我的起点出发，从我坎坎坷坷的人生遭际出发，我的命运、道路与人生结局，回首遐思，不得不令人触目惊心。
听说许许多多的获得了高级职称的校友是第一师范毕业的。应该看到，此中也许百分之百的是只以第一师范当作一个阶梯。第一师范以小学教师为培养目标，追求更高的发展，大多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我的一点菲薄成绩如沧海涓滴、高山尘埃，本不足挂齿，只是在别有用心的人欺负我时说什么“他是中师毕业的”才使我觉得回顾一番很有必要，也因此很有感慨。
我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教授，我并不感到羞辱；我还是第一师范直接分配到高等学府来的教授哩！耐人寻味的是，中间还耽搁了我二十来年黄金时代的岁月，回想起来，岂不令人唏嘘不已啊！
我感谢第一师范的教育与栽培，也怀念第一师范的师恩与校风！

（祝注先，111班校友，中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