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自然界的山川季候给人带来的福泽，尚且可以称之为“天恩”，使天下芸芸众生感恩戴德，何况是有情的人间？人间有种种情缘恩遇，清人龚自珍说“落红不是无情物”，更何况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我平生受人之惠很多，虽不一定能做到“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但在世风不古、人情日薄的愈来愈商业化、功利化的今日，却也不敢效法那薄情寡义者，而我最不能忘却的，是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师恩”。
上小学时我就喜欢语文而害怕数学，读初中则和三五志同道合的同窗孵着少年的文学之梦，数理化成绩坏得一塌糊涂。1953年春天，我的名字写进了湖南省第一师范的新生花名册，当时少不更事，一厢情愿地以为中等师范没有数理化课程，而像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心一意想当诗人，对文学如醉如痴，对数理化则视为难以下咽的苦药。一年过去，同学少年都升了一级，我却留级，不，顺水流舟流到一届新生中去沉浮。正是在重读的新学期开始，在16岁的稚拙路标之前，我有幸遇到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赵家寰先生。
赵老师那时还不到40岁，两道浓黑的卧蚕眉，一双不怒而威的眼睛，短发戟指，不苟言笑，大家背地里都说他有鲁迅之风。同学中流传的小道消息说，他的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位翰林，他曾被关在家里读了12年古书，后来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誉满文林与杏坛的朱光潜教授。朱光潜的《诗学》是名声赫赫的诗学著作，赵老师至今仍然保存有当年在武汉大学听朱先生讲授时的笔记。家学渊源，书香陶冶，莘莘学子包括我在内自然肃然起敬。
赵老师为人朴实方正，教风认真严谨，作文精批细改，在严肃的外表下有一副慈悲心肠，因此，同学们对他虽敬而不畏。我则怀疑他是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后代，因为他写得一手圆转遒丽笔酣意足的“赵体”，学校有关重大节庆的标语横幅，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他为人又正像他所擅长的厚重的书法。赵老师同时又写得一手极具功力的旧体诗，远非时下赋得四言八韵的一般作手和附庸风雅者可比。如果以诗喻人，他不像潇洒奔放的歌行，也不像玲珑悠远的绝句，倒是如同格律精严的律诗。
一年中听夫子传道授业解惑，我如坐春风，作文大有长进。除了我至今铭记的“有感情、有想象、有文采”的批语之外，赵老师每到期末总要给每个学生的作文写一长篇批语，那字体之工，是可以当碑帖临摹的。我当然也不例外，赐我的长篇教言的结句，至今仍在我心中鸣响，如同暮鼓晨钟：“希望你将来有大成而不是小成！”不过，我的数理化三科成绩却不仅毫无起色，而且老是沉沦在及格线以下。我像一个患者病入膏肓，即令名医也为之束手——如同一名溺水的人即将沉底，却没有可以攀援的救生圈，可一而不可再，再次留级就要开除学籍了，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校长周世钊先生，已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给予我“开除警告”。
其时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其中一门及格就可以升级而不致逐出门墙，但以我当时的“实力”，想数理化任何一科补考及格，都无异于李白当年所浩叹的“难于上青天”，我只有坐以待决——等待那无情的开除判决了。谁知如俗语所云“天无绝人之路”，赵老师并没有告诉我，就去请商于教代数的刘国龙先生：李元洛在文学方面是可造之才，请你给他打3分吧，否则就不堪设想了（当时成绩记分不是百分制而是5分制）！”国龙先生宽大为怀，网开一面，至今也同样使我铭感五内。我这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因此才得以随班而上，及至两年后的1956年毕业时，由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缘，师范生可以报考高等师范院校，我三个志愿都绝不它顾地填写“北师大”，终于一跃龙门，考入了当年师范生所能报考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也许未免夸大其辞，但赵老师胜造七级浮屠的一句话，却确确实实改变了我一生的今天看来也许会不堪回首的命运，使中国文坛多了一个诗论家和作家。赵老师30年前希望我有“大成”而不是“小成”，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至今我只能说比“大成”远远不足，比“小成”稍稍有余：研究员、三家大学的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出版了10本诗论著作，人过中年后移情别恋于散文创作。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不会写以上这些传统读书人看来也许迹近自恋与自吹的话，为回报老师恩德，我则不得已而言之，因为我长期处逆境而不改初衷，后来渐入顺境而加倍奋发，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敢辜负老师的厚望。
数十年来我不敢忘记恩师。在北师大读书时，赵老师应召到教育部参加编写全国中学语文教材，我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的住地趋候，师生聚首京华，畅谈竟日，那情景如同昨天。我1960年毕业后远去青海，天寒地冻，枵腹从公，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辘辘的饥肠瘦成了细细的鸡肠，好不容易如同贫寒之士一朝暴发得到几条青海湖中出产的鳇鱼，虽然关山千里万里，我仍然小心地在冬天将它们护送回湘，送到赵老师清寒兼清苦的家中。赵老师对这异地之鱼尝所未尝，听到他老人家连说“味道不错”，我的心花也和雪花一齐开放。
最难忘记的是“文革”，那真是人的短促生命中度日如年的漫长岁月！其时我在湖南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虽然不到而立之年，却也如同自身难保的过江泥菩萨，然而心中却时时系念老师的安危。一次到长沙时特意去第一师范寻访，恰逢敬爱的赵老师胸挂黑牌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搞卫生。斯文扫地，何以为情？昔日老师屈辱如此，今天学生情何以堪？我急忙趋前恭恭敬敬鞠躬，亲亲切切口称“老师”，不料他却视如陌路，声音冷峻：“我不是你的老师！你不要喊我做老师！”我当时出于意外，如同电击雷轰，心口汹涌一种莫名的悲愤与凄凉！据说老师奉命写标语之时，没有细察旧报纸的反面有“伟大领袖”的照片而误裁了，加之他本是所谓旧知识分子，于是便有我前面所叙的一幕。但幸好老师当时尚未被“群众专政”——被关押看管起来，我打听明白之后，于当晚偷偷寻到老师家里，向他捧上从心坎里掏出来的慰问。老师也再不像白天那样疾言厉色了，但作为一位传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心中的创伤可想而知，他本来是不善辞令的，我们只有久久地守着漫漫长夜而相顾无言。
荀子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好在恶梦终于做完，赵老师也终于安然退休，在儿孙的笑语中和诗词的韵律里安享晚年，而我也得以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中，写上“感谢曾经关怀、教诲过我的敬爱的赵家寰老师”的字样。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过眼烟云的人事你不会留下丝毫印象，有的则应该逐出记忆之外，沉入永远的忘川；有的却令你刻骨铭心终生不忘。我青少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有幸遇到过许多良师，而对于师恩深重的赵家寰老师，我唯有说：
难忘恩师，师恩难忘！

（李元洛，117班校友，作家、诗论家，曾担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