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长沙，下车伊始，我便脱口问负责接待我们的主人：“第一师范在哪里？可不可以安排一次第一师范的游览？”主人笑笑：“很近。”接着补充了一句：“安排去第一师范太容易了。湖南有名的景点多着呢。”言下之意到了湖南，为啥不问“大菜”，而专点“小菜”呢。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我对第一师范的偏爱，主人不屑一提的小菜一碟，于我却是心仪已久的一道“名菜”。在我心目中，到了湖南若不去第一师范，犹如到了我们四川而不去峨嵋、青城、九寨沟。也许第一师范与别的以自然景观著称的风景名胜不同，它更大的“名气”，或者说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主要是在于人文方面的，或曰历史方面的。它与一位伟人的青年时代，甚至与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青年时代”有着血脉相连的渊源；它因一句“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而名扬四海。
第二天，我终于如愿以偿。
其实，第一师范就在长沙市内，离我们住地仅十多分钟车程。第一师范的门前便是流贯城区的湘江水域，而湘水中间是一座小岛，或者说是一块狭长的沙洲（据说“长沙”之名即由此而来），南北长约十里，东西宽仅一里。洲上多产美橘，故名橘子洲；又名水陆洲、水鹭洲。毛泽东早年所作《五律》诗中有“层冰涨橘汀”句，后来所作《七律·答友人》中有“长岛人歌动地诗”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中有“风起绿洲吹浪去”句，其中“橘汀”、“长岛”、“绿洲”均指此，足见他对橘子洲的厚爱与倚重。此地西晋时已形成沙洲，唐时以产橘名世，宋代则为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可惜此时正值初夏五月，不但无缘领略雪中的冬景，就连“橙黄橘绿”的秋景也只能靠发挥想象了。
不过，可看之处还是不少的，绿树成荫的茂密的橘林，五颜六色的葱茏的花木，以及经过人工整饰的各色桩头、盆景；还有就是今人建造的传统风格的亭阁廊庑、船坞码头；虽不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却不乏江天水影，鸟飞莺啼……然而我对这一切似乎都心不在焉，我知道这些景观并非橘子洲的优势，我来此想要寻访的，也绝不是这些与其它江边园林“千篇一律”的寻常景致；我要寻访的是它的不寻常之处，是一段历史，一段故事，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伟人年轻时的背影……
于是，我徘徊在深深庭院似的第一师范中，徜徉在历史的回廊深处……
一九一一年，从离此不远的湘潭县韶山冲里，穿着晴雨鞋擎着油纸伞的青年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求学，不久考入第一师范。其时，中国正处于“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最黑暗时期。也许是这波涛汹涌的浩浩湘江，冲击着、鼓荡着他年轻的胸壁，鼓舞了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勃勃雄心；也许是近在咫尺的岳麓山上那一座久负盛名的书院，以及书院门首那一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激励了他湘楚之子的自信与报效桑梓进而报效祖国的志向；也许是百里之外的洞庭湖畔那座名闻遐迩的岳阳楼上镌刻着的范文正公（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使他感受到济世救民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也许是年代更为久远的二千多年前、生长在楚地那位忠肝烈胆的“三闾大夫”，那位愤世嫉俗的“叛逆诗人”，披发行吟啸傲江湖而发出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呼号，以及诗人愤而投进湘江（汨罗江汇入湘江，故史称屈原投江为“投湘”）所激起的沉重的回声，使他年轻生命中沸腾的热血更加奔涌昂奋；也许是近代著名学者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一声慨叹：“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梁任公《南学会叙》）激发了他久蓄胸中的鲲鹏之志：“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纵宇一郎即当时赴日留学的好友罗章龙），并使他联想到湖南的历史上不仅涌现过屈（原）、贾（谊）英才，而且在近代更有一批如谭嗣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勇赴国难、不畏牺牲的志士仁人……这一切——湘楚氤氲之气，岳麓人文之气，江河浩荡之气，大地英烈之气，与其时正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蓬勃之气交相融汇，便有这以第一师范门前橘子洲为背景的“仰观宇宙而府察万物”、“九万里风鹏正举”的《沁园春·长沙》词的诞生。
无论是时代选择了第一师范这块“舞台”，抑或是第一师范“生”逢其时注定要名垂史册，总之青年毛泽东很快就对这所有着千年学府之称的庭院情有独钟——第一师范成了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等一批进步学生畅谈人生、纵论国事、探求真理的庭院“沙龙”，成了这批热血青年高扬起理想之帆的“诺亚方舟”。他们在这里举行集会，“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在湘江中奋臂畅游，“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从新民学会的成立到湖南学生联合会的诞生，从《湘江评论》的创刊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筹建，从徒步考察到校园辩论，从平民夜校到文化书社……毛泽东和一批青年先驱者们志在改造社会的诸多实践，为那句“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作了最好的注释。
而他们在第一师范、在橘子洲头所做的一切，都集中到一点上，即对当时风雨如磐、万马齐喑的黑暗中国所发出的一句沉雷般的喝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土豪劣绅长期主宰着大地“沉浮”的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这不啻是一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天问”。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此以后的漫长而曲折艰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都是循着这一声“天问”所要寻找的答案，在发展、在延伸；都是为了回答中华大地“谁主沉浮”这一深刻的命题，而展开它一幕幕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的话剧。
这便是第一师范，这便是与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紧密相关的第一师范，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精魂所在。这也是我之所以兴味盎然地急于要寻访它的原因。
古人云：“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当我徘徊在第一师范，透过历史的云雾，所寻觅到、所感受到的，便是成就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非常之功”的“非常”精神，以及孕育这种精神的最早的源头。
看来我不虚此行。我的寻访收获颇丰，我可以乘兴离去了。
我想，第一师范是不会消失的，永远不会，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人们的记忆中。

（吴泰昌，著名作家，《文艺报》原副总编辑。）